便是曹皇叔自己也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他一直尝试恪守的臣节，随着这些人事任命与地方官的权限扩大化，也出现了一丝动摇。

        但那又如何呢？

        所行既公，何惧其他？

        到了二月上旬，首先是做出了一点军队与地方官制度上的改变。

        南衙公文里明确提出，在剿匪过程中，军队的行军总管或者一卫大将军，有权力约束行军地方上的太守、通守们，而太守、通守们有权力指挥境内单独的屯军中郎将。

        与此同时，允许太守和通守们指挥部队越境剿匪，相互协助剿匪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时，大幅度提高郡卒的限额，并在都尉、中郎将以下设立校尉，领兵以千人为制。

        允许被匪患隔绝的州郡，自行处置仓储。

        并要求靖安台东镇抚司的驻地黑绶们，立即扩充马力，相互联络，每旬将各郡的治安、人事、天时情况发给邻郡与东都，最起码也要发给就近的陪都朱绶或者军事大营里的将军们。

        总体而言，这是一个战时的临时政策，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和军队的权力与便利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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